戊戌事变后，慈禧“罢新法，悉复旧制”，在“北京尘天粪地之中，所留一线光明，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”。12月31日，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，仕学生、中学生、小学生加在一起才有160名，后来陆续招生，到了1899年5月，学生已有218人。许德珩在《北京大学校史·序》中指出：“京师大学堂本身就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，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和反对才创立起来的。”⒆京师大学堂的幸存、发展，是戊戌变法的一大重要成果。既然初级目标已经实现，怎能一口认定戊戌变法就失败了呢？我认为，戊戌变法只是夭折而已，应该用“夭折说”取代“失败说”。

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：夭折不也是一种失败吗？的确，总体来说，夭折也是一种失败，但是，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失败在程度上有大小、轻重之别。就像古人对疾病一词所作的解释那样，“疾”也是一种病，可是，“疾”是小恙，而“病”才是比较严重的病痛。同样，在史学研究中，“志”与“传”、“年谱”与“年表”、“正史”与“野史”等，都有着本质区别；在文学史上，唐诗、宋词、元曲代表着不同时代文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，但从本质上来看，都属于诗歌体裁。为什么要分别以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加以命名呢？道理很简单，三者在写作要求上具有不同特点。这并非咬文嚼字，不同的命名，说明了认识的深化和清晰。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理不真。那种葫芦绞茄子、大而化之、似是而非、模棱两可的研究，只能说明研究者的理论肤浅和思维混乱。

正因为戊戌变法只是夭折，所以，京师大学堂创建成功之后，她在中国近、现代史上所占的地位更加特殊，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一所大学的应有分量。

其一，作为管学大臣，孙家鼐不仅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，而且还是统管全国新式学堂的第一任教育部长。“是时管学大臣之权限，不专管理京师大学堂，并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。实以大学校长兼全国教育部长之职权。”⒇“维新变法运动遗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具有重要意义，它表明维新教育改革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进展，同时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进入了创立阶段，设置专职教育行政官吏也从此开始。”（21）

其二，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家开办的综合性大学，学术起点很高。谈及戊戌学制，有人或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：京师大学堂创办之时，仕学生不过30名，能算一所真正的大学吗？回到历史现场，就可以知道，当时的先贤早就给出了答案。丁韪良在回忆录《花甲记忆》中认为，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创建时，都没有固定校舍，学生上课要到处打游击；哈佛大学开办的第一学期，只招收六七个学生，教材只有《圣经》一本。而京师大学堂的校园规模、学生数量、管理章程都像模像样。而且，课程设置借鉴了牛津、哈佛和东京帝大的经验，连西教习的学袍、礼帽都是牛津大学的样式。

兰多是英国人，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，他是战地记者。后来，他在《中国与八国联军》一书中指出：

这个新建的大学堂与翰林院有天壤之别，这儿每个房间的墙上都挂满了地图，而在架子上则堆满了用于物理、几何和化学实验的各种仪器。倘若遮住建筑物上那些翘角的屋檐，它看起来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同类正规大学并无本质上的区别。（22）

其三、京师大学堂还是中国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摇篮。她不仅直接演化成北京大学，而且先后繁衍出北京师范大学、中国医科大学、中国农业大学、中国地质大学等众多名牌高校，如果把与京师大学堂有渊源关系的高校排列出来，数量、质量都是可观的，对于中国近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也是巨大的。

其四，由于戊戌变法在教育改革中，紧紧抓住了创建京师大学堂这个“纲”，纲举目张，一旦国家最高综合性大学得以创办，那么，全国各地的中学堂、小学堂呈数量级开办，也就顺理成章。假以时日，以新型的大学、中学、小学教育体系取代古老、腐朽的太学、书院、私塾教育体系，更是水到渠成。“由于他（孙家鼐）在政界与学术界的威望，他一手筹办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大学，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。”（23）可以说，当代中国实行的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教育体系，追根溯源，其老祖宗就是京师大学堂。虽然在京师大学堂之前也有洋务学堂存在，但是，那些洋务学堂犹如花果山上的毛猴，与人类并无血缘关系。京师大学堂才是“北京猿人”！

其五，京师大学堂影响很大，“效应”深远。1899年6月27日，在白色恐怖下，京师大学堂的存在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鼓舞。《北华捷报》以有些调侃的语气报道说：

通常发自天津“有关关闭京师大学堂的报道”，就像驴子拉磨那样，又转了一圈，传到了我们这里。与此同时，可以容纳160多个学生的楼群正迅速接近完工。西文图书馆的第一批藏书即将在偌大的“藏书楼”摆上书架。我们希望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，而这批图书收藏终将从“藏书楼”顶上向大学堂的所有成员，乃至整个京师的居民，放射出“甜蜜和光明”。（24）

1898年，在纪念北大百年华诞时，著名学者王瑶在《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·序言》中进一步强调指出：“近年来由于我国执行对外开放政策，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……甚至有人称之为‘文化热’。其实就文化学术思想的变迁而言，这个过程至少从戊戌维新运动就开始成为震撼社会的思潮了，而‘京师大学堂’的成立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。应该说，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而且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历史过程之中……”（25）

总而言之，我认为，断言“戊戌变法失败”是对前人历史性贡献的忽视和误读，而以“戊戌变法夭折”取代“戊戌变法失败”，才更为客观、准确，实事求是。

人类同源于非洲大陆，同住在“地球村”。迄今为止，在学习、借鉴、吸收外来文化方面，我们常常设置“中学与西学”、“体与用”、“中化与西化”等樊篱，自缚手脚。其实，按照“黑猫白猫论”（不管黑猫白猫，抓住耗子就是好猫），放开眼界，将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都视为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，实行拿来主义，那么，所有的思想枷锁犹如冰见太阳，将会涣然冰释。

注释：

⑴转引自沈弘：《京师大学堂何时成立？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，2001年11月21日

⑵转引自郝平：《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版，第144-145页

⑶孙传檙：《创建寿州公学记》。石碑立于寿县第三中学院内。孙传檙(1852—1924)，字穉筠，光绪辛卯年（1891年）举人。孙家铎之子。光绪帝师、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之侄。曾任南陵县教谕、署江西临江府知府。1899年以后，出任寿州孙氏家族企业上海阜丰面粉厂总董、寿州公学校长等职

⑷陈灨一：《睇向斋秘录》，近代史料笔记丛刊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版，第30页

⑸王之春：《清朝柔远记·蠡测卮言》，转引自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：《北京大学史料》第一卷，第3页

⑹胡燏棻：《条陈变法自强事宜疏》，见沈桐生辑：《光绪政要》，南洋书局，1909年版

⑺龚自珍：《龚定庵全集类编》卷四，《乙丙之际箸议第九》

⑻参见丁韪良：《同文馆记》（上篇），写于1907年6月19日，载《教育杂志》，第27卷，第4号

⑼转引自张侠等：《清末海军史料》，海洋出版社，1982年版，第603页

⑽夏东元：《郑观应集》(上)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版，第246页

⑾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《时务报》第六册，梁启超：《饮冰室文集》丙申集

⑿孙家鼐：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》，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：《北京大学史料》第一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版，第23页

⒀姚文栋：《京师学堂条议》，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：《北京大学史料》第一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版，第11页

⒁熊亦奇：《京师创立大学堂条议》。转引自万俊人：《北大：中国二十世纪文化精神的缩影——写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》，《中国青年报》，1998年5月7日

⒂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：《北京大学史料》第一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版，第14页

⒃转引自沈弘：《京师大学堂何时成立？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，2001年11月21日

⒄李盛铎：《奏京师大学堂办法折》，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：《北京大学史料》第一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版，第45页

⒅王晓秋：《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，1998年，第二期

⒆萧超然编：《北京大学校史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81年版，第1页

⒇柯劭忞：《清史稿》卷一百七，志八十二。转引自关哓虹：《晚清学部研究》，广东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版，第38页

（21）朱从兵：《教育史话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0年版，第52页

（22）兰多：《中国与八国联军》（第2卷），1901年，275－276页。转引自沈弘：《京师大学堂何时成立？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，2001年11月21日

（23）罗筠筠：《教育改革乃强国之本》，汤一介编：《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版，第25页

（24）转引自沈弘：《戊戌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考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，2002年1月16日

（25）汤一介编：《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版，第1页